無關「個人恩怨」：馬來西亞律師公會並非針對扎希德與納吉；主席表示法庭挑戰以法律為基礎

吉隆坡，6月25日 — 馬來西亞律師公會會長阿南·拉惹表示，馬來西亞律師公會是代表西馬所有律師的專業機構，既非政治性組織，亦非黨派性組織，而是依據法律表明立場。

他直接回應律師公會就涉及副首相拿督斯里扎希哈米迪及前首相拿督斯里納吉拉薩克案件所提出的法庭挑戰或立場，表示這些挑戰均以法律原則為依據。

無論是哪位政治人物，律師公會同樣會挑戰該DNAA

雖然其他案件中也曾有被告以不構成無罪釋放的撤控（DNAA）方式獲釋，但阿南表示，扎希的亞卡布迪基金會案情況特殊，因為檢察官是在「付出大量努力」後的後期階段才申請DNAA。

他向《馬來郵報》解釋律師公會為何在法庭上提出挑戰時說：「在副首相案中，情況極為罕見——99名控方證人、15名辯方證人，耗費大量時間和納稅人金錢，在這個階段申請DNAA非常不尋常。」

他說：「無論是哪位政治人物，無論他或她來自哪個政黨，我們都會提出挑戰，這並非針對扎希個人。」

他將扎希的案件與較簡單的案件作比較，後者不涉及政治人物、出庭證人較少，且檢察官在發現新情況後認為申請DNAA是正確做法。

馬來西亞律師公會目前就檢察長的決定提出兩項獨立的法庭挑戰：其一是檢察長於2023年9月在扎希亞卡布迪基金會審判中申請DNAA；其二是檢察長於2026年1月將案件列為「不予進一步行動」（NFA）。

馬來西亞律師公會亦曾採取有利納吉的立場，因為這與他個人無關 

至於納吉，阿南表示，馬來西亞律師公會在不同案件中曾採取可被視為不利及有利前首相的法律立場，因為這純粹與他個人無關。

例如，馬來西亞律師公會贊同聯邦法院2022年的裁決，認為不應押後納吉就RM4200萬SRC國際私人有限公司案定罪提出的上訴，因為聆訊日期已在數月前排定。

他說：「但這不應被解讀為我們反對前首相。」

他指出，在聯邦法院審理納吉就馬來西亞所得稅法「先繳後爭議」制度提出憲法挑戰的聆訊中，馬來西亞律師公會以「法庭之友」身份出庭，同樣主張該制度違憲。

最終，聯邦法院於2023年10月不認同馬來西亞律師公會及納吉的立場，裁定賦予「先繳後爭議」所得稅制度的法律合憲，並強調現行保障措施的存在。

他說：「一方面，我們採取了前首相可能不樂見的立場；另一方面，我們採取了前首相或許希望我們採取的立場。」他強調，這是因為

馬來西亞律師公會依據法律而非個人作出決定。

為何馬來西亞律師公會不具政治性 

阿南解釋，馬來西亞律師公會不具政治性，因為它與其成員是各自獨立的個體，所有成員均以個人身份行事——包括選擇從政的律師、成為國會議員的律師、為當事人出庭的律師，以及代表政治人物的律師。

阿南表示，馬來西亞律師公會會優先嘗試溝通與討論，但有時可能會將事項提交法庭裁決。

馬來西亞律師公會涉及公共利益的訴訟，一般針對政府提出。阿南表示，公眾或許會將此視為「對抗性」做法，但實際並非如此。

「我們不具政治性，我們捍衛法律與正義。但若我們發現某事與法律及正義相悖，對立方往往是擁有政治目標的政府。然而，我們挑戰的並非其政策，而是法律與正義的問題。

「因此，外界可能會有一種傾向，錯誤地將此視為政治行動——並非如此。一切必須符合法律與正義，這就是我們的處事方式，」他說。

他說：「我們上法庭時從不確信必勝，但我們上法庭時心中非常清晰——我們是在維護正義，某些事情需要判決，而這些判決將被載入史冊，留存後世。」

儘管馬來西亞律師公會曾在法庭挑戰中落敗，阿南表示，無論結果如何，律師公會將繼續在「原則與法治要求我們這樣做」的情況下提起訴訟。

例如，馬來西亞律師公會曾就警方於2022年「司法獨立步行」期間阻止律師向國會進行示威遊行一事提出法庭挑戰，認為警方的行動違反《和平集會法令》。

「但這宗案件有一個重要之處，它不僅關乎我們及那次特定集會，案件所產生的任何結果，都將使其他任何希望依據憲法及《和平集會法令》行使憲法權利的人受益。」

「這也是一宗需要確立先例的案件，當我們這樣做時，不僅僅是為了証明我們的行為是否正確——我們知道是正確的——同時也是為了讓法律更加清晰，使任何處於相似處境的人都能從這宗案件中獲得明確指引，」他談及目前已上訴至上訴法院的這宗案件時說道。

他表示，這也是馬來西亞律師公會以「法庭之友」身份介入社運人士阿米爾哈里里阿都哈迪案件的原因。聯邦法院於2025年在該案中裁定《和平集會法令》第9(5)條——即規定在和平集會前五天須通知警方，否則構成罪行——違憲。

據馬來西亞律師公會表示，公會已獲准在12宗公共利益案件中以「法庭之友」身份出庭，就重大法律及憲法議題協助法院。

馬來西亞律師公會的發聲是否足夠？

阿南說：「總有人說我們做得太多，說我們像個政黨，這是不正確的；也總有人說我們做得不夠。」

對此，阿南表示，馬來西亞律師公會將始終為法律與正義表明立場，但這也取決於相關事項是否在其職責範圍之內等因素。

「我們無法左右3500萬馬來西亞人的想法，我們不可能控制3500萬馬來西亞人的想法。」

「許多馬來西亞人或許期望我們介入一些我們不應該或無需介入的事務，若我們不表態，便會被視為失職。」

「這是不公平的批評。許多事情可能與法律或正義無關，這可能限制我們的角色及我們發言的能力，因此我們對此保持警覺，」他說。

他表示，也有一些情況是由其他機構發揮作用，例如由司法機構裁決爭議，或由總檢察署負責起訴及介入。

他說：「有時外界說律師公會沒有行動，但實際上那可能是總檢察長的職責所在。」他舉例指出，帶頭捍衛司法機構免受攻擊實際上並非馬來西亞律師公會的職責。

「若對司法機構的攻擊構成藐視法庭或接近藐視法庭，應由總檢察署率先介入，走在我們前面。總檢察署並非每次都這樣做，這迫使我們不得不挺身而出。」

馬來西亞律師公會在何種情況下選擇發聲？ 

阿南解釋，馬來西亞律師公會只在議題中存在法律或正義元素時才表達立場，尤其是當有不公義發生的傾向，或有必要說明法律上正確立場的情況。

「當某件事發生時，我們必須首先審視其中的法律與正義部分，以及它是否朝正確方向發展。若方向不對，是相對輕微的事，還是可能演變成某種不公義？」

「若存在不公義的傾向，我們或許需要表態，即使（法律與正義）可能並非核心議題。」

「我們不是馬來西亞政府，我們不徵稅，我們沒有無限資源。我們需要在該介入的地方介入，而不是在每一件熱門但法律與正義成分不存在或微乎其微的小事上都插手。因此，我們必須在自身能力範圍內行事，但我們將始終捍衛法律與正義，」他說。

他也警告不應就某事在道德上對錯發表意見，因為公眾對道德的觀感可能隨時間發生重大變化，並表示「道德是一個非常危險的表態依據，因為它不斷在變化」。

阿南表示，對於涉及種族或宗教元素的議題，若存在任何法律元素，尤其是當有不公義的傾向或有必要說明正確法律立場時，馬來西亞律師公會同樣會表明立場。

阿南表示，政治人物可以進行辯論，但應謹慎，避免激化局勢，並指出應由總檢察署審視是否有必要提出控訴，以及其對此類煽動性行為是否已採取足夠行動。

他說：「這超出我們的職責範圍，我們不是檢察官，我們沒有起訴權，我們也沒有調查權。」